二十余年前，贵州省毕节市接连发生三起“侵犯财产权”刑事案件，被害人是普通的农民，公安机关以涉嫌“抢劫、盗窃”立案侦查，该案件移交检方后却应捕未捕也不公诉，有多个函件写明“质证质兑”属重罪，依据法律程序转化成自诉起诉。

　　为了阻止黄大成、赵高永夫妇的上访，在法官和被告人通力合作下，借检察院强迫二人于2009年10月1日签订了“平等协商”的《协议合同》作周旋，重罪案件被“大事化小、小事化了”，变成民事纠纷“不判罪不赔偿”，让被告逍遥法外。为此，黄大成夫妇二人被迫踏上了上访的漫漫长途。

黄大成、赵高永(夫妇)拿着举报材料再次踏上上访的路程

　　案件回顾

　　立案证据”涉检有毕节原县(市)检院1987年6月18日(2002)02号、01号等多个函件依法质证质兑：

　　1986年6月29日和10月29日，贵州省毕节市岔河镇呆奶村二组村民杨茂齐邀约了数十名村匪流氓，带着绳索木棒等凶器来到了黄大成的住宅，公然实施抢劫。

　　杨茂齐在胁迫黄大成后，强行牵走了他家圈内“肥猪、母马、耕牛”等财物。而此时，黄大成无力反抗。最后，杨茂齐将抢的牲畜出租牟利，部分“变卖”。按照当时的物价水平，这些牲畜的价值不低于3900余元。

　　杨茂齐故意非法实施抢劫占为己有危害的行为，已构成入户抢劫罪名。

　　1997年3月3日，岔河镇呆奶村村民赵高义与陈玉清发生争执。当月18日(赵高义第三次请黄大成去作证明)，赵高义拦路持斧头喊：“黄大成我要砍你杉树!”等，赵拒不听劝阻，追逼致黄无力反抗后，赵高义公然强行砍倒黄大成家的3尺9寸粗一颗杉树，锯断运回家中占为己有。

　　报案后，公安机关介入调查。经过检测，该杉树已经被锯为6节，量尺材积为0.5696m3(加上树桩部照片直径影像60公分1尺8寸8分宽口)。

　　这棵树可以做两合寿材，价值20000元左右，是有名的“地方优质杉木”。赵高义故意非法实施抢劫占为己有危害行为，已经构成数额巨大抢劫罪名。

　　1992年1月29日深夜，岔河镇呆奶村村民赵岗故意实施盗窃，秘密偷锯黄大成家一颗松树，该树依法委托评估价值为600元。

　　事后，毕节市公安局将此案件移送原市检院。经审查，赵岗涉嫌盗窃一案等事实确属非法占为己有实施行为，已构成盗窃罪名。

　　案件办理中弊病重重

　　据了解，三桩案件均属于刑事自诉案件。按照法律援助所规定，黄大成有权随时请代理人参加诉讼，进行维权活动。可是，黄大成的委托律师持律师证前往法院报到，被拒之门外!应当开庭的案件却迟迟没有开庭!

　　杨茂齐涉嫌抢劫，强行牵走猪等牲畜的犯罪事实清楚，应该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。可在法律文书中，法院故意隐匿了“入户”强取财物的行为。杨茂齐属于侵犯财产权利行为，不适用调解，属人民法院“受理立案”承办的范围。但是法院却故意伪造为“轻伤罪”从而适用调解。

　　其中，赵高义涉嫌抢劫的案例中，赵高义确非法将别人财物强取占为己有。但是受理立案的文书中却篡改成“盗窃”，为犯罪行为开脱。继而，法庭将该案件引弱为“民事纠纷引发的治安案件”。

　　在第三个案件中，赵岗所盗取的树木时间为1992年，公安机关委托评估时间为2005年。松树最终被评估为600元，已经达到了立案的标准。记者查阅资料得知，“盗窃罪”立案标准为500元。贵州省1992年对该罪名的立案标准为300元。然而，法院审判文书中，却始终没有将案件上升为盗窃案，草草以民事纠纷“完结”。

　　法院如此解读法律，让黄大成夫妇无奈走上了上访之路。

　　一份违规协议，让违法者逍遥法外

　　杨茂齐强行牵走“肥猪、母马、耕牛”;赵高义公然砍走杉树;赵岗锯走其松树。三件案例均属于“无正当理由”，涉嫌“抢劫盗窃”，而且犯罪事实很清楚[详见原毕节市法院(2011)第01号法文中写明《本院》已收到黄大成、赵高永(2010年8月8日)刑事自诉起诉状及所附立案证据全材料共计三十五篇整]。按照法律来说，三种行为分别构成了抢劫罪和盗窃罪。而且，量刑起点分别为“十年以上、三年以上”有期徒刑。

政府同检察院与黄大成签订“和解协议”，意图私了刑事案件。

　　然而，三名被告人均逍遥法外。据《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申诉通知书》[(2013)黔高调刑监字第85号]文中“原毕节市人民法院经审理后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第(二)项之规定，裁定驳回你的起诉符合法律的规定。你的申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”，由此显露，法院“受理立案”失职，有案不立、压案不办、串供串通，隐匿了相关的证据、罪证事实及法律法规款项。

　　借检察院不批捕、拒不走公诉程序，迫使黄大成同意不告市检察院不批捕杨华周等、赵高义及赵岗，息诉息访，将检察院与被害人“相互和谐”的这份《协议》作为刑事定案证据和结案依据。明显与《宪法》相抵触对涉嫌“抢劫、盗窃”三名被告人的罪行加以变更，限制《刑诉法》明文规定的自诉程序权利，为罪犯罪责开脱，“不判罪不赔偿”，削弱“实体法”效力的“标准结案”。

　　法院如此周旋，三名被告人并未按照已有的原证据按现有的价格，依法履行赔偿责任，且涉嫌“抢劫、盗窃”的法定“审判”诉讼程序未完成，而“隐匿”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。刑事重罪案件被淡化成普通的民事纠纷，公然挑衅《宪法》及法律法规，破坏了法律的权威性。拷问法律尊严何在?

　　该协议提出，由于原县(市)司法机关在处理杨华周等、赵高义及赵岗有关涉嫌盗窃、抢劫等三个案件，“检察院不批捕”过程中存在一定责任，由毕节市检察院根据有关规定一次性给予司法援助16万元。显然属失职责任所造成多年损失的其中小部分款项，根本免不了涉嫌“抢劫、盗窃”三个被告人的罪责，也免不了该“协议”第二条写明应依法赔偿的法定“审判”诉讼程序“标准结案”。法院强调“对其损失已作赔偿”草草结案，与事实不符。

　　由于这份违规的协议，其他的法律机关都表示，不敢用“协议”加以变更或限制“实体法”效力，导致刑事诉讼程序权利消灭。即：被害人“有证据证明”可依法起诉，人民法院应当受理承办。试问涉嫌“抢劫、盗窃”三桩自诉起诉案件“标准结案”何在?否则“应即纠正”，依法履行法定职权职责。显见本案事实“程序”属一审法院承办“标准结案”。法院有何高贵法律赋予推脱“职权职责”推诿呢?否则必须依法履行，使司法腐败没有空间。

　　上访无门，家庭破散

　　为了讨回公道，20多年来，黄大成夫妇先后多次上访起诉，但都被驳回“剥夺”致70多岁的黄大成夫妇流离失所，只能租房偏居在七星关区麻园路偏僻处。

　　如今，黄大成的儿子黄松在毕节市双山新区梨树镇工作。由于黄大成夫妇的长期上访，相关部门对黄松施压。

　　2014年4月5日，逼使黄松无力阻止规劝，只好抱起木凳砸自己的头。人命关天时刻，群众拨打了110。

　　黄大成夫妇为了不再让儿子两头为难，当天晚上提出申请，与黄松脱离父子母子关系，已交给相关部门及领导，并说：“即使我没有了家，我还是希望讨回一个公道。”黄大成说，20多年来，受迫于政府部门的压力，子女被迫与他疏远，“民不聊生”。

　　如今，他只想通过法律途径，让法院将三名被告人绳之以法，“判决归案”接受应得处罚。并追究司法机关违法办案者的责任。“安定社会”维护法律权威!(一兵)